“中国现在能源消耗很高,碳排放总量也是世界第一,在能源转型的同时,经济发展模式也应转型,由投资型驱动改为高附加值的创新驱动”,11月1日,国务院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在“2016中国煤炭控制与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”上开场发言说。
这是“中国煤控项目”发起的第三届研讨会。与往届两年的议题重点分别为“控煤的中长期战略研究”、“为能源‘十三五’规划建言献策”所不同,今年的国际研讨会聚焦于2016年的热词“供给侧改革”,以及这一宏观背景之下的能源转型众多变化,进而重点探析高耗能行业和新能源产业的走向。
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、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与会指出,能源转型说起来容易,但做起来有很多困难,特别是中国现在走到市场经济深度很深的状态下,不能因为一些短期的现象,比如煤价近期上涨,从而影响能源宏观决策和思考。
当前,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能源结构转型调整将迎来怎样的历史性机遇?能源*策是否有所调整?全国碳市场建设的现状与趋势如何?试点启动已久、目前又热衷一时的绿色金融等市场机制如何建立?能源转型将影响到哪些产业经济,又给诸多的行业投资者带来哪些商业机会?
从微观层面,煤炭、钢铁、水泥等这些曾经光芒万丈、如今黯然的传统“三高”产业,是否有重新崛起的机会?风电、光伏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有怎样的未来?而作为普通百姓,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影响到能源转型?当然,每个家庭最为关心的问题依然是,能源转型之后,是不是必然要提升了生活成本?
能源转型既“高大上”、又“接地气”。对此,11月1日下午,「财经」V课在论坛现场,特别邀请到自然资源保护协会(NRDC)高级顾问、能源环境专家杨富强先生,与V课群友进行了1小时的视频直播,在线回应了诸多热点焦点问题,共同讨论能源转型的经济学。
以下为互动问答精选:
能源转型带来哪些产业投资机会?
Q:能源转型后,将带来哪些产业的投资机会?怎么去把握这些机会?
杨:第一个是节能产业,可以选择节能效益比较好、收益比较快的项目;第二是一些新兴的可再生能源项目,比如智能电网、小区电网、微电网,以及一些分布式能源,包括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太阳能、天然气发电。
对煤炭领域,也不是不可以投资,但选择的项目要非常有竞争性。另外,洁净煤技术,目前看也值得投资。所以,这要看投资取向、时间段,是想尽快收益还是投资期相对长一点,另外要根据投资的容量,来选择一些项目。
Q:作为民营资本,如何参与这些新行业中?要注意什么方面?
杨:可再生能源中,民营企业有很多。有一点要注意,*在对上网电价进行调整时,恐怕对行业会有所影响。光伏、风电的整个产能比较高,可能会在部分时间比如近一两年内,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。所以,企业在这时要修好内功,提高效率,降低成本,这样在行业里面才能存活,并有竞争力。
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变化
Q:能源转型在几年前就开始启动了,今年在供给侧改革新背景下,能源转型有何特点,未来怎么走?
杨:今天我在论坛上做的发言就是控煤总量要有长期性、紧迫性和有效性,要加以执行。近几年,煤炭消费总量有反复的情况,比如2013年煤炭消耗最高,2014年开始下降了,2015年又下降了3.7%,今年呢?情况没前几年乐观,今年煤发电厂开始增多,钢厂的消耗量增多,水泥也上升,化工也增长。
所以,能源转型不是启动了,就立刻奏效,它有一个反复的过程,所以这个问题上不能掉以轻心,应严加监视监控。比如,不久前北京又开始雾霾,二环、三环是禁止烧煤,但实际上很多老百姓还可以拿到煤,还在烧,这就是一个信号,需要配套的监管一定要到位。而且,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有关,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,一次漫长的战役。
从经济影响的角度,能源转型在某个阶段一定很痛苦,煤炭等高耗能行业肯定受到强烈的冲击,但与此同时其他的行业也在蓬勃发展,于是要经过十几年、二十年的消化过程,才能形成一个崭新的经济体,会有低碳、绿色产业强势出现。从中长期效果上,能源转型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,因为旧的工业发展潜力已经到顶了。
Q:一些北方城市在使用清洁煤的技术,这在国际能源转型格局中是否被提倡?是否能真正实现无害化和排放减量化?
杨:这只是一个暂时过渡的手段。煤炭通过技术清洁,可以减少排放量,对人体危害也会减少。在河北也在推广“好煤配好炉”,给予配煤指标、提高效率,但这也是暂时的方案。从长远看,还要用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能源来替代煤炭和化石能源,但是,在没有能力完全替代之前,尽量使煤能够更清洁的利用,这是一个过渡的方法。
煤炭、钢铁、水泥等“三高”产业还能再崛起吗?
Q:煤炭、钢铁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是否进入峰值,走到“死胡同”?
杨:目前这些高耗能、高污染、高排放的“三高”产业几乎都达到峰值了,比如钢铁、水泥2014年达到顶峰,到2015年分别下降了3%和5%左右。随后,比如玻璃、陶瓷等产业,也从高峰上跌下来了。
以前不少地方到处新建楼盘,这几年塔吊、施工场景少了很多,从国外来看,绿色建筑也在被提倡,这是趋势使然,城市化越来越高时,高耗能产业就会下落。比如美国的钢铁产能最高时两亿多吨,现在只有七八千万吨,中国钢铁产能也到了八亿多吨,产能过剩时,需求恐怕还会继续下降。
所以,从国内来看,高耗能、重化工的产业都开始从顶峰下落,这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。这也给能源转型带来机会,比如对控煤有两个重点:一是对高耗煤的产业,如何减少过度浪费;二是怎样提高能源效率,更好地利用煤炭。
但是,要知道,抑制过剩产能,不是彻底让这个产业彻底消失。
新能源的现状和未来前景如何?
Q:光伏太阳能、风能这些新能源的产业现状和前景如何?
杨:未来的前景肯定是光明的,但目前它遇见了一些困难,可再生能源出现“弃水弃风”现象,短期内*会对其进行调控,增速可能略降。另外,从成本上,国家也要有一种*策配套,就是进行电力改革,这些现在都在试点。
所以,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:一是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的转换效率,比如光伏,转换效率要高;第二成本要低。这样,可再生能源就很有前途。从长期来讲,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,当然也有新的可再生能源涌现出来,比如到底怎么支持氢能,要不要发展蓄能电池,这些都可以考虑。
Q:在去产能的过程中,一些能源型城市未来怎么发展?比如以鄂尔多斯为例。
杨:以煤炭为例,鄂尔多斯的煤还是很好的,煤的质量在全国排在前列。只不过原来用好煤发电或燃烧,太可惜。我们发现内蒙的煤,有的含金属,微量金属或稀土金属,用做稀土金属资源反而更好,而且也要提高煤炭利用效率。
所以,鄂尔多斯的煤一方面很有竞争性,国内一些地方还是需要煤,这时就需要洁净煤技术,把煤处理的更干净一点,这样它的煤炭还可以继续生存;第二,鄂尔多斯的煤可以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区发展。
Q:能源转型计划,在中国的不同区域、不同城市分别有不同的指标和任务,这方面的差异非常大。未来,这些区域之间的量级、进展程度的分化,是否会进一步加剧?
杨:这种分化想要避免,需要更好地分配配额制,比如东、西部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配额交易,毕竟西部的可再生能源比较高,配额制就应该更好的设计,东部如果缺乏就向西部购买。
可再生能源配额的目的主要有两个,一是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,二是要消除地区上的差别,使得可再生能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可以借助配额制从中得到益处。
能源转型对失业、就业有影响吗?
Q:被抑制产能的行业中劳动力密集,比如在钢铁、煤炭等行业的从业者,已遇到了失业现实,能源转型怎么对待失业、再就业问题?
杨:再就业是一个很严肃、严峻和现实的问题,我们也做过相关研究。比如说,如果减少了煤炭产能,增加了可再生能源天然气,从全国总体来讲就业率还是上升的,一个煤发电电厂雇佣一千人,那么可再生能源发同样的电,雇工可能是两到三倍。
化解产能过剩是个长期任务,与此同时也会保留部分产业,比如保留一些高端产品,这样就会生成新的就业机会。对刚毕业的学生,恐怕就会到其他行业,但原有行业人员可以通过再培训,国家和各地也需要有机制来让这些群体顺利转岗,现在*很关心、重视这个问题。当然,如果是产业中一些优秀的技工,他们仍然会有用武之地。
总体来看,未来的就业率和雇工人数会下降。尤其是对一些煤矿、钢铁的城市,它的转型会特别困难,比如鞍钢、本溪钢铁艰难转型。国外像底特律、巴尔的摩以及其他钢铁城市,也需要几十年才能转型过来,过程中必然很阵痛。
Q:能源转型后,新能源会有一些新的就业机会,但这部分失业人群再就业时,专业技能是否有很大的高门槛制约?
杨:门槛技术的问题可以解决,比如可再生能源就业,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岗位,技术要求并不是那么高,除了研发部门以外,其他部门经过专业技术培训是可以上岗的。所以,对这一问题也要区别对待,比如对老职工就要有照顾方案,买断工龄、上健康保险等等;对年轻人可以再培训,进行转岗。
Q:产能过剩领域中的从业者,是早做跳槽转型准备,还是坐等产业升级?
杨:这个问题要根据你所在的公司状况决定,因为有的公司在行业里是非常有竞争性的,这个行业还能够存活几十年。像煤炭行业永远也不会消失掉,把煤炭作为能量来燃烧是不环保、不科学、不经济的,但把煤炭作为化工原料,用来生产布匹、化工产品、日用品将会长期存在。
所以,你要看公司的实际情况。有的公司确实状况很不好,而且也是高污染,再怎么转型也很难活,这时你就可以快速来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,但如果公司很有竞争性,那么你暂时还不用过度担心、焦虑。
绿色金融、碳交易的市场机制如何建立?
Q:怎么看2016年发展迅速的绿色金融,以及碳交易市场?
杨:绿色金融会支持环保、可再生资源、新兴工业等,这种市场机制会产生一些新的动力,来推动经济发展,带来社会效益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。但绿色金融遇到的问题是,与常规的煤炭比起来,还比较分散,而且很多人不认识,所以交易的成本比较高。
因此,要建立绿色金融资金来支持。比如支持节能,把节能的企业和项目捆绑起来,来降低成本;还可以支持清洁煤技术、洗煤、选煤技术,以及电厂环保设备。绿色金融现在在中国发展很快,未来更需要绿色金融。
碳交易方面,全国有7个地区试点,因为2017年要初步建立全国的碳交易市场。7个试点积累的经验甚至教训需要总结,这会对建立全国市场有帮助。试点情况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:第一是数据的准确性,现在煤炭在各个口径不一致,应该怎么办?第二是有没有人监管,怎么来核查。第三是现在经济变化很厉害,要建立一个全国碳市场,分配配额怎么定,这种挑战很艰巨。
能源转型有何国际经验可循?
Q: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成熟经验,给中国的转型有怎样的启发?
杨:德国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,但不能照搬。比如德国六七十年代的鲁尔区,也是一个钢铁、煤化工、煤炭密集的区域,当时也是乌烟瘴气,空气质量很差,后来进行转型。转型时,煤炭工人、钢铁工人的失业率非常高,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,现在鲁尔区又焕发了青春,高科技、计算机、服务业方面发展起来了。德国在工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阵痛和措施,值得中国学习。
另外,德国的可再生资源在国际上发展的最好,比如中国的上网电价也跟着德国学习。整体看来,德国的能源转型把两个因素放在首要,一是节能,一是可再生能源。
能源转型能增加家庭生活成本吗?
Q:对消费者而言,能源转型会不会增加消费者和家庭生活成本?
杨:刚开始成本肯定会增加。比如原来家里是烧煤做饭、采暖,现在烧天然气。有数据测算是,煤改气的成本会增加30%—40%。一些中等收入家庭,一年可能多付出七百块钱。
但天然气清洁、方便,即便现在多付你100元、让你再回去烧煤,你也不愿意了。因此,清洁能源提供了很多便利,这些便利实际上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,你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生活、保护身体健康。虽然烧煤的成本低,但为此付出了健康成本,整个社会付出了医疗成本。
在城市中,没有人愿意返还到烧煤的时代,对于农村、城乡结合部等地,*可以提倡或者补贴一点,让他们慢慢过渡,比如生活水平好了,工资高了,也就不那么在乎了能源成本,补贴就可以取消。补贴也是避免能源转型时,清洁能源对普通老百姓造成比较大的影响,这点要防止。
个人如何参与到能源转型?
Q:能源转型是一种特别高大上的*策号召。普通的市民和个人,如何才算参与其中?是不是少烧一吨煤,也算是为能源转型做了贡献?可以这么理解吗?
杨:你少烧一吨煤,节约的一度电,也算对能源转型做了贡献。另外,乘坐地铁、公交、少开车,或者买节能汽车、电动汽车,都是在交通减排方面为能源转型做了实际贡献。
能源转型与健康效益有关系吗?
Q:能源转型是因为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,但是有多么不合理,普通人对此缺乏概念。请举例说,如果在中国不进行能源转型的话,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和后果?
杨:大家也知道中国是以煤炭为主,从1950年一直到现在,基本上煤炭消费占到整个能源消费的70%左右,近几年有所下降,占全世界煤炭总量消费的53%,这还是非常多。2013年消耗最多,消费将近42亿吨煤。这对空气的污染很大,现在大家对pm2.5都非常关心,每天早晨起来就看pm2.5怎么样,如果pm2.5太高,甚至也影响到上班的心情。
燃煤对人体也有健康影响,这方面北大和清华的课题组都公开过相关研究结果。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,已经不容置疑,也受到了重视。
如果不减少煤炭的消费,对环境的影响将继续变本加厉,据我们的估算,每一吨煤对环境造成的额外的成本是463元,将造成很大负担。从区域上,比如产煤省山西,当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后,经常看到的土地塌陷、农村墙壁裂开不能住人,原因是挖煤采煤造成的。
另外,大家也关心气候变化,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占到差不多全世界的28%—30%,这也是影响整个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。
Q:您对能源转型带来的健康效益怎么看?
杨:首先的影响就是能源结构不调整,比如燃煤空气污染将带来身体生病问题。一旦看病就不能上班,也增加很重的社会医疗负担。现在大家知道,一到雾霾天,儿童、老人最容易患病,医院也是人满为患。
其次,我们的研究显示,pm2.5对年轻人的影响也很大,甚至诱发不孕不育等影响。因为PM2.5中的排放来源不同,仅仅从煤炭这个排放源来看,重金属特别多,对人体健康损害较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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